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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渡沉默!——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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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吴忠访谈透露出的信息  

2016-11-30 13:25: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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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论坛   中国红旗网

        作者:文贝


       就中共历史而言,掌握情况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一直处在权力中枢,与陈独秀、王明、博古、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共过事。
       对中央内部情况最知根知底的是汪东兴。这位红色大管家虽然专管“杂事”却视闻了许多情况。
       对毛泽东晚年最了解的是张玉风。1970年以后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陪毛泽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照顾了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又了解了发生在毛泽东身边的许多事。
       对周恩来解放后活动最了解的是杨德中。1953年调任中央警卫团政委的杨德中既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又从1964年起负责周恩来总理的警卫工作,文革中是代表周恩来的“大联络员”,有周恩来的地方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担任过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领导工作,1994年以上将军衔退役。
       对老干部历史最了解的是康生。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8年就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担任过中央审查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社会部长、情报部长、党校校长、中央副主席等,几乎参加了中共所有的整党整风,是共产党老干部历史最知根知底的一个人。
       对后期京城重大涉军和首都安全事件最了解的是吴忠。
       在后天许多老干部、子女及其身边人忙着写文章漂白自己并戏说历史的环境下,周恩来、康生、汪东兴、张玉风、杨德中、吴忠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以至于许多问题无法搞清。
       他们有的已经故去,比如周恩来和康生,生前的环境不允许写回忆录。有的不能写或者不敢写,虽然是历史的见证人,掌握着许多第一手材料,却不能实事求是的反映历史。因为如果实话实说,很多地方涉及到具体的人或事,许多事件会与中央公开的资料不一致。如其随风说假话,不如三缄其口。
       有文章称,1986年夏天,已经退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已作古)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陈楚三和陶然的丈夫李大震据此写下了《吴忠访谈录》,对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抓捕四人帮等三次重大事件作了自己的阐述。
       吴忠透露出“九一三事件”中的新发现。
       吴忠谈到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其中讲了不当国家主席,夫人不要当秘书,也讲了华北郑维三山头主义。说明毛泽东确实回来想解决林彪的问题。
  林彪走后,周恩来交待北京卫戍区部队和调入的炮六师、坦克六师都归吴忠这个卫戍区司令指挥。在卫戍区副政委邹平光审讯李伟信时,李伟信讲有个《“571”工程纪要》,这可能是最早来源。
  黄永胜受到牵联按吴忠的说法是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找到一些撕碎了的纸片,经过专家一个多星期的拼对,开始拼出了 “永生”,两天后才找到了“月”,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这封信是要他安心,不要着急。为了寻找有没有吃下的碎片,还解剖了周宇驰、于新野的尸体。
   同时,吴忠基本认为林彪是临时动议往苏联跑,不是周密计划往苏联跑。同时,在审讯黄吴李邱时,南逃问题没搞清楚,黄吴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当时没搞清楚,审讯“四人帮”时也没搞清楚。
吴忠还透露出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内容是: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 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敬礼。


       按吴忠的说法,周恩来总理说林彪和他说过此事,并提出“林彪是想把这个送到主席那儿,取得主席批准后,他那个班底就保留下来了,黄吴李邱啊。他不是说有些人忧虑吗?安全没保证吗?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政治局的这些人。这样就把他的班底保下来了。”


       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

       ——吴忠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整理


       整理者说明:本文由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1986年夏与陶然女士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0ce2301012pfy.html


       吴忠眼里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一九七六年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名干部、群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他们被捕后顽强地坚持斗争。然而这个结论却与吴忠这个当事人说法有很大出入。
        吴忠认为天安门事件的过程:
       一.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悼念周总理安排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容纳不下更多的人,造成群众不满意。
       二、中央要求劝阻群众送花圈。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从4月1日开始就陆续有送花圈。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群众不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丁国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开会讲了四条,被群众抓住不放。
  后来花圈把纪念碑摆满了,广场摆满了,红观礼台也摆满了。(按惯例红观礼台高级领导人上天安门,军级干部、省军区司令在灰观礼台,兵团级干部进红观礼台。)
       三、政治局改变决定提前收花圈
       后来送花圈的越来越多,花圈上写的字、诗词,还有的发表演说。诗词大部分是悼念总理的,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骂四人帮;也有极个别的,影射、攻击毛主席。还有“少数人混到群众中乱来,他不是悼念总理,而是打人啊,起哄啊,鬼叫、口哨啊,往空中扔帽子、扔自行车,人抬起来往上扔,胡闹,捣乱”。另外,也确实有越狱逃跑出来的,刑满释放的。
吴忠说:“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
       后来,《人民日报》的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写了一个条子送到在大会堂开会的政治局,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周围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骂哑了都没人管。江青在政治局会上暴跳如雷。
       中央会后,吴德给吴忠打电话,说天安门广场有两个人骂江青,嗓子都骂哑了没人管,要立即抓起来,要放跑了拿你吴忠是问!接电话后,吴忠派公安局副局长、指挥部的管纪江(音)把两个人抓了。
       政治局已经定下来6日收花圈,按吴忠的说法是张春桥说“清明节已经过了,可以收花圈了!”。吴忠对此提出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那些老同志当时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的问题。 
     四、群众要求还回花圈引发冲突
  花圈被收走后,群众开始要花圈。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吴忠、秦基伟、梁必业等研究调兵入京,统一归吴忠、卫戍区指挥。
  要花圈的人把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张耀祠打电话说大会堂情况很紧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吴忠于是就找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警卫的一师、二师的机动力量都用上去了,又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说可以调三师、四师部队进城,调多少,你们和吴德同志研究。做好计划后,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但冲东门的问题还没解决,你不能往下拽啊!几千民兵维持秩序,也没法制止,还打了个日本人。
       五、一伙人闹事烧车烧楼
  吴忠说:“后来情况发展越来越厉害了,确实有一伙小流氓,砸汽车;中午给公安、民警送包子馒头的车被搞翻了,包子、馒头洒得满地都是,还有人叫好,这伙人越闹劲越大,接着烧汽车,一下子烧了四辆汽车,是民兵指挥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红楼指挥部停着的;自行车就烧得多了,踩扁、砸烂。以要花圈的名义,翻汽车、烧汽车。当时群众就有议论,烧汽车这不对呀!接着又往指挥所小红楼扔砖头,砸玻璃,把自行车零件拆下来往上扔;楼下是一家老百姓,他们把老百姓家的煤气罐搬到门口,打开煤气罐点火,把小红楼的门烧着了,烧自行车、烧汽车,接着就烧房子。这个小红楼是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第九连驻在这儿,连部、营部,一个连的部队,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煤气罐一烧,小红楼的门烧着了,楼就也烧着了。小红楼二楼是洋灰地,烧着不容易,但烟子呛得够呛。这时有卫戍区的曾绍东、邱巍高,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还有公安局的一些同志在。曾绍东向我报告楼烧着了,楼口上烟雾很大,虽说底下着火,楼上的人很沉着,没有乱动,玻璃都砸光了也没有乱动,继续在楼上坚持。如果火烧上去,楼梯一烧,楼上的人下不来,会把指挥部的人烧死;我直接打电话请示华国锋,说指挥部楼已烧着,要撤出来继续工作,华国锋批准撤出。军队的习惯,指挥所转移要向上报告,我直接报告华国锋,他同意了。我就给曾绍东同志打电话,要他撤出来。”。
      “有些人上了二楼,抢东西,抢武器,搬武器弹药”、“我告诉胡世寿把楼围住,不让这几十人跑掉。他们上了楼就抢东西,把抢来的东西捆的一大包一大包地背下来,下来一个抓一个,他们还偷了一把手枪。着火的时候就告诉小红楼的人把武器弹药拿下来,不要被烧掉。指挥所撤下来以后,那些上楼的人不能叫他们跑掉,这不是对曾绍东讲的,是给胡世寿讲的,这时曾绍东已经不在指挥所了。这20多人就是这样抓的,28个,战士们非常熟悉这20多人,说烧汽车、翻汽车、烧房子就是这些家伙,不知道名字,但就是他们,可抓住了。小红楼那28人,叫公安局审查,他们烧自行车、烧汽车、烧楼,抢东西都是他们,打了一天交道了,名字不知道,但就是这些面孔,留着八字胡,穿着胶鞋,一看就是小流氓。”
       这一段比较详细具体
       六、政治局决定包围天安门广场
     政治局开会决定镇压反革命,包围天安门广场,抓坏人。吴德回来传达中央决定,民兵10万布置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干警布置在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卫戍区的警卫部队也参加,还是上午维持秩序的那个部队,布置在历史博物馆,小红楼周围。行动时间是八点半。
       七、把包围广场时间推迟两个半小时
  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人很多,开灯是八点半前。政治局研究时,开灯是王洪文的意见。开灯就是要采取措施了,让群众离开,减少人数。开灯和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11点以后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我跟着卫戍区部队包围纪念碑台阶的人。
       合围清场时,广场上只剩下200多人,都聚集在纪念碑附近,没有发生冲突和伤亡。吴忠指示公安局对200多人区别对待,除带凶器和传单者留下审查外(不到50人),其余大多数人在天亮前就已通知他们所在单位领回去了。
       这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打死人。打伤人可能有,但我在纪念碑那里没听到打人唧哩哇啦叫,相信拳打脚踢会有的,为什么?公安局老毛病,抓住小偷先揍一顿。
       5日晚上包围天安门广场,民兵打人我不相信。民兵没赶到,来的时候已经围完了,他打谁?另外民兵的情绪叫他打也不打,因为民兵不满这件事。
       吴忠的回忆澄清了几件事。第一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经过政治局会议研究的,包括一些老干部都参加,没有直接指出是谁主导的。第二是却实出现了烧车烧楼的事情。第三是清场的时候没有死人。第四是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名干部、群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却有违法乱纪分子(至少烧小红楼被抓的28人是存在的)。
       吴忠谈抓四人帮。
       抓捕四人帮吴忠的经历没有新东西,他知道情况是10月1日,苏振华在钓鱼时给他透的风。10月6日是汪东兴给吴忠布置的任务,参加了怀仁堂任务布置。后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对抓“四人帮”有功人员的请吃,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五人参加。
       吴忠是位没有明显体系的军队高级将领。
       吴忠起步于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参加了长征。
       土地革命时期任鲁西军区团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杨勇),1941年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吴忠第二野战军五十二师师长(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忠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40军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34岁的吴忠少将成为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最年轻的开国将军。吴忠曾在平津卫戍区改为北京卫戍区时担任首任司令员三年,后来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1971年任司令员(接替因涉及林彪事件的老军长温玉成,政委杨俊生也是原来的二野五兵团)。1977年9月奉调到广州军区任副司令员(时任司令员许世友。卫戍区司令一职则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兼任,此人曾在1966.05-1968.03担任过司令,后因“杨余傅事件”被免职)。
       1979年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指挥人民解放军第40军全部、42军、54军各一部和两个坦克团组成的南集团部队作战。回国后继续接受了长达8年的审查。1987年6月的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87年离休, 1990年因车祸在海南岛不幸逝世,终年69岁。
       从吴忠的经历看,土地革命时期归徐向前和朱瑞的八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后来归杨勇指挥。解放战争时期属于第二野战军序列。正因为此,从体系上他是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与林彪没有体系上的关系。
       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炮兵司令朱瑞的次女。吴忠在鲁西军分区任团长时,朱瑞与徐向前统一指挥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朱瑞后来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是山东根据地的一把手,当时在党内位置高于徐向前和罗荣桓。由于各方矛盾被调回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主动辞去军委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出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被誉为“炮后之父”,1948年在战场触雷牺牲。朱瑞如果能活到55年授衔,大将中有他一席之地。吴忠能接受陶然的采访,与他与朱瑞的关系分不开。
       吴忠访谈文章透露出的信息值得研究。
       笔者不太相信这些经过加工的访谈,其中一定夹杂着个人的价值观,许多地方容易歧解被访谈者的原意。尽管如此,其中透露出的的一些细节仍值得思考和研究。
       比如九一三事件中从毛家湾搜出的林彪信件。这封信执行毛家湾清查任务的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在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两案”审判中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未提及。而且这是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并非林彪亲笔所写,而是其他人的笔迹。信稿的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在原“林办”秘书中,目前尚未有人公开承认是该誊清稿的抄录者。信稿中所述的包括找周恩来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并没有林、周两人在这一天谈话的相关记载。因为文章中几乎原文记录,如果吴忠手头上没有这封信的话,作者显然有杜撰的可能,至少不完整。吴忠口述不可能记的如此清楚。
       吴忠的话有一点值得思考,他提出林彪是临时动议往苏联跑,不是周密计划往苏联跑。在审讯黄吴李邱时,南逃问题没搞清楚,黄吴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当时没搞清楚,审讯“四人帮”时也没搞清楚。言外之意是林彪南逃另立中央有点子虚乌有。
       比如天安门广场事件,社会上曾流传死了很多人,血流成河,吴忠却说没有死一人。事后中央两次派人深入各单位、各医院太平间、火化场等调查,结果证实没死一个人。按北京市委的说法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而吴忠直接点出了烧车烧楼抢武器弹药被现场逮捕的二十多人,这种不分清红皂白的平反显然存在问题。另外,在吴忠的回忆中,并没有多少四人帮亲手干预天安门清场的事,也没有见到与会的任何老干部的反对态度。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 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这些人除被打倒的邓小平以外,其它人理应参加了会议。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三人是副主席。
       当时军委由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王洪文、张春桥组成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总参谋部在邓小平被打倒后,副总参谋长包括张才千、向仲华、李达、王尚荣、胡炜、何正文、伍修权。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总后勤部长张宗逊。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纪登奎。
       从吴忠口述中,动用军队是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华国锋当时基本不管军队事务,而后来的许多文章都避开了这一点。
吴德在回忆录中也信誓旦旦的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此事还有一个证明是政治局会议后给毛泽东的报告,是毛远新送达给毛泽东的。(此事后来被说成是毛远新向毛泽东告密,纯是扯淡,这是一份以政治局名义发出的报告)
       主 席:
       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五日)就来了,提出l、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
       伤:168人,其中:民兵61人战士52人公安人员55人
       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
       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颂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布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四月七日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当日,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做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有文章称,毛泽东还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
       吴忠访谈透露的仍然是冰山一角。从谈话的时间看,1986年已经发表了《历史决议》,包括九一三事件、天安门事件和四人帮已经定性,邓小平的威权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吴忠此时作为广州军区副司令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他不敢与当时的中央口径不保持一致。私下把自己的经历与后辈议论,可信度较高(据说留下两份录音存放于陈楚三和李大震处)。
       对于这些回忆及访谈文章,只能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

       ——20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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